种植结束后，刘桂生先生代表亲属们发表了感言。他说：“今天来参加名园名花展，作为刘幼堂的亲属，我们感到无比欣慰。当年父亲捐献茶花是一个正确的选择，茶花事业是他一生追求的、奋斗的方向。作为一个文化学者，通过近半年来的接触与交流，特别是今天的活动，让我感受最深的是昆明植物所对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重视。这是非常重要的，符合国家建设文化软实力的大方向。近年来看到一些现象，我确有一些忐忑不安，有些地方的发展方向已经很令人疑惑了，但今天让我受了一次教育，让我看到了希望。人文精神的复兴、科学精神的振兴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衷心感谢昆明植物所和各位同仁的厚爱。”

随后，所长李德铢代表昆明植物所发表了简短的讲话，他指出：“昆明植物园之所以能承办中国科学院植物园‘名园名花展’的第一展，首先就要感谢刘幼堂先生。在当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，能够栽培种植那么多的茶花品种并捐献给国家，确实非常不容易。今天，经过几代园艺学家、科学家的不懈努力，我们可以欣赏到从全国各地、世界各地收集到的如此丰富的茶花和山茶属植物。此时我们更应该深切缅怀刘幼堂先生对山茶园做出的重要贡献。今天，我们想通过这样一种形式来肯定他的历史贡献、传承他的人文精神。更重要的是，通过这样一次活动，弘扬中华民族尊重科学、尊重文化的传统与精神。这是刘老留给我们最重要、最宝贵的东西。今天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，种植一棵云南山茶有特色的品种‘雪娇’，留给我们的后人，来彰显这一段历史，让我们更好地弘扬与传承这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，为我国的种质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做出更大的贡献。”

昆明植物园主任孙卫邦主持了本次植树活动。他在最后发言中表示，以后每年的2月18日要成为昆明植物园的重要日子，组织一些主题突出的活动，激励我们的员工，发扬刘幼堂先生的人文精神和科学态度，继续努力工作，让山茶园在现有基础上更上一层楼，不愧于“国际杰出茶花园”的荣誉称号，成为一张永保靓丽的名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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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幼堂（Y. T. Liu)先生一生热爱养花种花。他给儿女的命名也可从一个侧面看出他对花卉的热爱，也体现了花季信息。他的大儿子刘桂生生于1930年8月13日，正是八月桂花飘香的季节，二儿子刘茶生生于1956年1月3日，正是茶花开放的时候，五个闺女刘兰生、刘荷生（后来为纪念昆明和平解放，改为现名刘和森）等的名字也都印满了花的节令气息。1940年代，他与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（1950年组建为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昆明工作站）的俞德俊、蔡希陶等结下了深厚的友情。他花园中种养的茶花为俞德俊1947年编辑出版的首篇有关云南茶花的英文稿提供了第一手的基础资料。1951年2月28日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接云南省农业厅通知，昆明工作站接受刘幼堂先生在瓦窑村的房地产、花木、药品、器物、书籍的捐献。其中包括6种规格的各类山茶属植物4208株。同时，刘幼堂先生被聘为昆明工作站技正（相对于工程师专业技术职称）。1956年，他受命离开工作站，筹建昆明西坝苗圃。

俞德浚 （T. T. Yü），我国著名的植物学家和果树学家，1938年受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派遣到云南西北和西南部采集植物标本，此后留在1938年由静生生物所与云南省教育厅合办的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（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的前身）工作，1945年任农林植物所副所长。1940年代，时任云南省企业局副经理的刘幼堂先生，有非常好的茶花园。俞德浚先生与刘幼堂先生同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，有诸多交往和深厚的友谊。他在“The Garden Camellias of Yunnan” （《云南茶花谱》）中的前言介绍，该书中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来自刘幼堂的花园，刘先生还提供了很多有关栽培与繁殖方面的知识。俞先生于1947年3月离开云南农林植物所赴英国爱丁堡学习期间完成了该书稿。该书是第一本用现代植物学标准术语描述、全英文介绍云南茶花的书籍。书中详细介绍了18个云南山茶（Camellia reticulata)品种和6个华东山茶(Camellia japonica)品种,并提供了详细的检索表，每一个品种都有线条图或者黑白照片。该书奠定了昆明植物研究所在茶花研究方面的基础。其后，昆明植物所冯国楣、张敖罗、夏丽芳、朱象鸿、闵天禄等诸先生相继出版了山茶花方面的专著，山茶花成为我所的传统优势研究领域。

 刘茶生和刘恒志合力抬上小推车

刘幼堂亲属与昆明植物所领导与职工接力挖塘

 刘桂生夫妇浇定根水

 植树后集体留影（李德铢摄）